追隨湯志鈞師問學逾四十年，略無所成，慚愧之至，但每每在向先生請益討教之后，都會有一種倍感充實的感覺。如今，先生已歸道山，但他的學行品德，音容笑貌，依舊縈繞我心，難以忘懷。
回憶先生治學，言之有故，持之有據，是其畢生一以貫之的原則。既要“有故”“有據”，準確可信的史料就是先生最為依賴的“利器”。所以，他不僅注重對已知史料的合理利用，更善于深入挖掘，精準發現新史料，找到新問題，獲得新答案。
七十年前，先生初入歷史研究所，就表現出對史料收集的濃厚興趣和極大熱情，他曾在口述訪談中提到了這段經歷：
每個星期六下午，我和楊康年就前往各個舊書店、舊書攤甚至廢品站“尋寶”，反復挑揀，尋找有價值的書籍資料，有時就如同身處垃圾堆，弄得灰頭土臉滿身臟兮兮的。但是，我們確實發現了不少珍貴的圖書和資料，如獲至寶，趕緊購回。歷史所資料室的不少“傳家之寶”，有的就是在那時以廢紙般的價格買來的。我們的工作，豐富且充實了歷史所收藏的圖書資料，為研究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搶救了一批文化財富。（葛濤：《堅守傳統經學研究的耄耋老人——湯志鈞副所長訪談錄》，《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版）
先生對史料的興趣，并非為了獵奇，而是將其作為揭示歷史真相的依據，希望通過價值發現，嘉惠學界，促進研究。先生嘗自述：
20世紀6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從《文匯報》上讀到一條消息，稱康有為后人已將所保存的康氏文稿全數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上博）。對于一個戊戌變法研究者而言，這條消息所具有的重大價值自不待言。我迫切地想接觸到這批史料。好在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的方行與我是常州同鄉、平日關系頗佳，在他的支持下、我終于得以率先接觸并研究這批康有為的文稿。我每次去上博，在庫房里一待就是一天，出來時從頭到腳落滿灰塵。然而我的內心卻充滿喜悅，因為這些手稿大多從未公開，可為研究康有為的思想、政治活動等開創一個新的格局。（葛濤：《堅守傳統經學研究的耄耋老人——湯志鈞副所長訪談錄》，《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版）
甘愿在“從頭到腳落滿灰塵”的環境里埋頭工作，卻以“充滿喜悅”的心情，期待著這些史料能夠在研究中“開創一個新的格局”，這是何等心胸！更值得令人欽佩的是，當這批多達190余件共約40萬字的史料整理完成準備出版時，先生雖為整理工作的學術指導，卻主動提出不署名，如此高風亮節，實為吾輩楷模。
《康有為與保皇會》書影；1900年6月24日康有為《致辦事人書》
四十多年前，先生在日本講學、研究期間，撰有多篇重要論文，如《伊藤來華和戊戌政變》《關于戊戌政變的一項重要史料——畢永年的<詭謀直紀>》《關于光緒“密詔”諸問題》《康有為、章太炎的流亡日本》等，這批論文的主要史料均來自日本各學術機構收藏的近代文獻。有意思的是，這些史料都早已入藏這些機構，但日本的近代中國史研究者卻并未及時加以利用。不僅如此，先生關注各種史料，也并非皆為個人研究，他在旅日期間還收集了大量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史料線索，一一披露，以饗同道。僅在《乘桴新獲》一書中刊載者就有：
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伊藤博文關系文書》《井上馨關系文書》《寺內正毅關系文書》；
東京大學明治文庫所藏《宗方小太郎關系文書》和宗方氏執筆的長達140頁的《關于中國的政黨結社》，以及《井上雅二關系文書》《井手三郎關系文書》《梅屋莊吉關系文書》；
日本岡山縣鄉土文化財團所藏《木堂先生書翰》；
立命館大學西園寺文庫所藏莊原和所著《新學偽經考辯》等等。
對于先生在史料發現、利用方面所體現的睿智和勤奮，日本著名史學家山根幸夫先生感嘆道：
由于湯先生不懂日語，我們難以想象他旅日期間究竟遇到了多少不便……（湯志鈞先生）能夠獲得如此多的成果，對此，我們唯有嘆服而已。在我們的周圍，許多珍貴的史料都因我們的怠惰而被忽略，但湯先生卻能盡量詳盡地加以搜集，這是對我們的極好教育。（山根幸夫著，承載譯《〈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評介〉》，《史林》1994年第2期）
近十多年來，先生礙于年事，雖不能如當年那樣經常外出講學授業，也因此少了很多尋訪史料的機會，但只要一遇機會，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加以關注，興致勃勃地認真考究。2012年以后，先生曾有兩次機會接觸了數量眾多，內容重要的新出文獻史料，且均與康梁和近現代中國研究相關。
2012年秋，梁啟超之弟梁啟勛的后人在北京文物藝術品市場釋出一大批珍貴資料，統稱為“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司法等方面，其中，近300通康有為、梁啟超、湯覺頓與梁啟勛的通信中，包括了多達240余通的梁啟超信札，還有首次現世的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袁世凱之解剖》等多件重要學術著作的手稿，堪稱現身于文物市場的數量規模最大、涉及題材最多、內容最豐富的康梁及其相關人物事件的史料，因其絕大部分從未曝光，故不少內容可以填補近現代政治史、經濟史、學術史等領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和文物價值。
這批史料的面世，對于正在編集《梁啟超全集》的先生來說，極為振奮，他在受邀鑒定這批史料并參加“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特展”時談到：
今天有幸看到“南長街54號”里面收藏的東西，感到非常重要。梁啟超一生年齡不大，但是留下來的東西很多，而現在看到的珍藏材料就感覺到非常珍貴。……從家信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后，梁啟超兄弟之間來往很多。梁啟超的文章都經過考慮和修改，讀信札則更接近事實，它的價值比一般文章要高。梁啟超的書出版過許多，現在這批材料有兩百多封家書，從沒見過，不但談家事，也談國事，有些書信是我幾十年來從沒想到過的。我雖已年近九十，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批檔案，感到十分榮幸。這樣一批信札有二百多封，數量多、時間長、跨度大、話題多，對史料的補充價值可謂無法衡量，從中既可以看到梁啟超的著作經歷，也可以看到梁啟超當時的寫作心境，在以后研究中又可以增加很多資料。
2012年10月24日，先生在“《梁啟超與現代中國》新書研討會”上（前排左三）
先生之所以在談話中對梁啟超240余通親筆信的價值給予高度肯定，并非出于單純的崇仰之情，而是以學術研究的角度，從其中所透露的種種具體細節，看到了與很多歷史事件和人物在當時的真實情況，研究者如果仔細剖析這些內容，就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對近代中國的許多大事和重要人物，包括梁啟超在內的政治和學術思想發展進程做出更為深入精準的判斷。也正因如此，他對《清代學術概論講稿》的手稿也十分重視，表現出不同于其他手稿的興趣。他在研討會的發言中認為，“手稿當中我感覺最有價值的是《清代學術概論講稿》，里面提出清代學者開山之石的一些人物和派別，值得很好地研究”，從中可以看到寫作前的各種準備工作，有助于對梁啟超如何完成這部經典著作，獲得更為真切的認識。
緊接著梁氏檔案出現在文物市場上的，是2014年下半年面世的一批曾經由康同璧保存的個人和北美地區保皇會史料。這是康同璧于1904年至1906年寓居美國康涅狄克州南溫莎時形成的，她后來離開南溫莎時遺留在房東家里，一直沒有取回，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被房東的后人發現，但原封不動未予公開。文獻共300余件，其中包括：以“同門”名義撰寫并經康有為本人稍作修改的康有為年譜稿，1904年6、7兩月的康同璧日記，1904年10月至1906年2月康有為致康同璧、譚良、梁文卿、容閎等人的書信，同時期梁啟超、譚良、梁文卿等多人致康同璧的書信，美國各地報道康有為在美活動的剪報，1904年至1905年間康有為、康同璧、羅昌、梁啟勛等在不同場合拍攝的照片。此外，還有北美各地保皇會致康同璧信札，保皇會總局及美國紐約、波士頓、哈佛等地保皇會部份事務性工作文件、名錄、單據，以及康同璧的母親、姐妹和女友給她的信件、照片等等。
這批來源可靠的文獻整體經合法交易由美國流入中國后，我第一時間從藏家那里知道了這個消息，并獲得了文獻的高清圖片，初步了解了基本情況，隨后又經藏家同意，將所有原件拿到上海朵云軒集團。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先生，并希望先生對這批文獻作進一步的鑒定。
2014年12月1日，正值寒潮來襲，雖然天氣晴朗，但溫度較低。上午九點多，先生就在哲嗣仁澤兄的陪同下和我一起到了朵云軒，稍事歇息后便開始逐一閱看原件，對文獻中涉及的許多現象極感興趣。
2014年12月1日，先生在朵云軒集團鑒定新發現的康同璧所藏近代文獻
例如：
以“門生”名義撰寫的康有為年譜第三人稱本謄錄稿，起訖年份、主要內容、篇末所署的寫作時間雖與《康南海自編年譜》（即《我史》）相同，但既有不少內容為《自編年譜》所無，又有經康有為親筆修改或增加的句子。
年譜謄錄稿首葉（左）和末葉（右）
“光緒五年”條增加的文字，稿11葉A；“光緒十三年”條增加的文字，稿16葉B
“光緒十年”條中康有為增補的文字，稿14葉B；“光緒十四年”條中康有為增補的文字，稿17葉A
又如，康同璧在她的《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中，并沒有康有為于1905年6月16日經容閎的游說活動見過美國總統，并因此改善了華人入美限制規定一事，但在康有為給弟子梁文卿的信中，卻清楚地寫了這件事，幾天后，又寫信告訴了康同璧。這一內容，與“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的康有為致梁啟勛的一封未署日期的信里提及見到總統的事完全對應。
1905年6月16日（五月十五日）致梁文卿信；1905年6月21日（五月廿日）致康同璧信
1905年6月某日致梁啟勛的信中提及“今午已見總統”，與致梁文卿信對看，可確認康有為見美國總統的確切時間是在1905年6月16日（五月十五日）
更有一事，令先生大為詫異。康有為在1905年10月20日致康同璧的信中，告知他打算派人刺殺孫中山，信的最后又叮囑康同璧：“（陳）岳崧與汝甚好或汝令純甫（即容閎）密約此賊，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與岳（崧）、文（惕）密謀勉厲之，窮我財力，必除之。如不在紐，則跟蹤追剿，務以必除為主，皇上與我乃得安。銘（三）、（季）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此事同樣未見于以往的任何記載。
1905年10月20日（九月廿日）康有為致康同璧信（自左至右1、2、3、4）
先生仔細閱看了這些首次披露的史料后，在充分肯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的同時，也對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事件做了謹慎的評判。他認為，過去不知道的事，現在有了這些信札是知道了，但不是就一定可靠，還需要仔細研究，能夠找到與其相關的佐證當然最好，萬一找不到其他足以說明問題的史料，也應本著客觀的態度，不夸大事實，不作無妄推測，更不可借題發揮。
康同璧寄居美國南溫莎時期的所有文獻，藏家后來已將其全數轉讓，故早已星散各處，好在我保存了每件文獻的圖片或復印件，仍得以經常借此揣摩思考。此后的幾年中，每當我去探望先生，他或多或少總要問起，囑咐我有空就要好好研究，對那些一時找不到其他旁證的資料，絕不要輕易下結論，應該多看同時期其他史料，盡可能搜尋與之對應的依據。對于以往從不知曉的第三人稱康有為年譜稿，先生更為關注，要求我對照《自編年譜》的各種刊印本和收藏在國家博物館的《我史》手稿本，參考其他資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如果能從兩者中理出孰先孰后的線索，當是研究康有為年譜寫作的一個突破性認識。
2019年底，我得知有一份梁啟超手稿出現在文物市場，就根據線索找到有關人士，獲得了圖片資料，并借出原件，拿到華東醫院請先生閱看。這份手稿共20頁，來自謝國楨先生后人的收藏，首頁首行有“簿錄篇編第一類·史志及補志附述史志所資籍之舊錄及唐以前佚目”的標題，稿中除個別頁面文字比較清順外，絕大部分稿紙均寫滿了蠅頭小字，有的連頁眉、頁腳都寫得滿滿的，涂改和增補內容極多。先生不戴老花鏡，仔細地逐頁翻看長達約半小時，不時對其內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他從手稿的體例、行文等方面分析，認為這份手稿應該與梁啟超晚年編纂的《中國圖書大辭典》有密切關系，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惜此書因梁氏病情加劇而不得不中斷。先生又說，在“南長街檔案”中，梁啟超寫給梁啟勛的一封信中就提到了大辭典編纂的情況。其時，《梁啟超全集》已經出版，先生既為這份手稿不能收入集中而遺憾，但又笑著說，也不要緊，今后一定還有其他的新資料冒出來，只要隨時留意收集，整理補充，再出補遺也是可以的。
2019年12月24日，先生在華東醫院病榻旁閱看梁啟超《中國圖書大辭典》手稿
梁啟超《中國圖書大辭典》手稿部分內容
“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的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固然極為難得，但從先生對此的評價來看，最有學術價值的莫過于能夠還原真相的信札和能集中反映梁啟超學術成就的部分手稿。同樣的，康同璧旅美寓居南溫莎時期的個人檔案也較為豐富，甚至還有不少完全不為今人所知的內容，先生也對此表現出了十分嚴謹的態度。由此，不難窺見他在史學研究中的一貫風格：面對大量史料，既要辨偽求真，嚴格甄別，更須去粗存精，剔除蕪雜，這樣才能為合理、科學的利用史料帶來最大便利。
先生壽享百年，遨游史海，飽經風浪，他在辨識鑒定、考證研究歷史文獻方面積累的豐足經驗，來自于數十載工作實踐。先生為文，向無空泛之語，從不作高深之辭，可謂眼界既高，功力深厚，卻又娓娓道來，如沐春風。先生的著述，生前贈我多種，而我近年來翻閱最多的就是2017年出版的《歷史研究和史料整理》，先生在此書序言里一再強調的那句“歷史研究和史料整理互有依存”，包含著他畢生潛研學問的心得體會，言簡意賅卻又含義深長，足可為我后學小子終身受用之。
謹以此不敏之文，深切緬懷敬愛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