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學問家：《明式家具研究》為中國古典家具研究奠定學術基礎，編年體漆器圖錄《中國古代漆器》與《髹飾錄解說》被譽為漆器研究“雙璧”。
他是收藏家：家具、銅爐、雕刻、漆器、書畫、典籍、古琴、葫蘆、鴿哨……上至文人雅玩，下含市井小民善好賞鑒的器具玩物，無一不藏，且著書立說為鑒賞者打開一個充滿情趣與意味的世界。
他更是生活家：愛吃懂吃、燒得一手好菜，酒樓名廚視他為知音。自小摔跤、放鷹、遛狗、獵獾，種葫蘆、養(yǎng)蟋蟀、玩鴿子、逗鳴蟲……玩得廣泛，玩得執(zhí)著，為玩不惜費時耗力爬梳古今文獻、遍訪師友，最終把玩做成了學問。
啟功先生稱其“玩物不喪志”、黃苗子先生謂其“治學憑兩股勁：傻勁和狠勁”；楊乃濟先生評其“大俗大雅，亦古亦今，又南又北，也土也洋”；張中行先生感嘆“唯天為大，竟能生出這樣的奇才”。他便是王世襄（1914-2009）。這個名字，對于中國傳統(tǒng)工藝美術的研究者和愛好者來說，意味著一段傳奇。
6月2日，“奇人奇書——紀念王世襄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三聯(lián)韜奮書店舉行。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文化學者趙珩、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尚剛、古典家具專家田家青、中國嘉德拍賣總裁胡妍妍與眾多文化愛好者與學者齊聚一堂，共話這位“大玩家”的多重身份。活動由《三聯(lián)生活周刊》副主編曾焱主持。
活動海報
活動開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總經理宋志軍在致辭時回憶說，三聯(lián)書店自1989年開始出版王世襄的著作，先后推出《北京鴿哨》、《錦灰堆》系列、《自珍集》、《明式家具研究》《中國金魚文化》等作品。“先生平生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研究》一書出版后，朱家溍先生稱其是‘一部劃時代的專著’，不僅填補了我國工藝史上一段長時間的空白，同時更為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手冊。這本書曾榮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至今銷售逾15萬冊。”
《錦灰堆》，1999年
“在《自珍集》的序言中，王世襄先生曾對自己的研究旨趣和目標有過一段很重要的敘述。他說自己收集、研究文物之目的，‘不在據(jù)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會心，使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fā)展’。我想，正是這種文化責任感，使他的著作超越了個人與時代，也使我們每一次想起他、紀念他，每一次閱讀他的著作時，都滿懷感動與敬意。”宋志軍說。
宋志軍
“鐘愛木器家具，正是他深情真氣之所在”
“王暢安先生（王世襄，字暢安）是我的長輩，因此我不能直呼其名，希望大家原諒。”趙珩在發(fā)言時回憶說，自己在八歲時便同王世襄有過一面之緣。“那是1956年，在后門橋（地安門）附近的一家古玩家具店。當時，祖母帶著我去挑家具，祖母看中了一件明代的黃花梨柜子。這種柜子叫‘城門柜’（明清時期的城門是圓的），還有個俗稱叫‘氣死貓’(一種放在廚房用來儲存食物的窗欞狀櫥柜，能使貓看到櫥柜里的食物卻吃不到，故此得名)。”
《王世襄集》，2012年
“這件柜子當時索價80元。祖母還跟人家劃價，可店家分文不讓。不成想，暢老也在現(xiàn)場，他晚到了一步，就看著我的祖母跟人討價還價。這點上他極守規(guī)矩，古玩行講究先來后到，不能人家出價80，他出100截胡，只能等。這件事還是他事后跟我說的，他說老太太真厲害，不但80元買下來了，還饒了兩樣東西。一把木凳，我小時候拿它寫作業(yè)；另一件是描金漆盒，我小時候拿來裝小人書，能裝一百多本。”
王世襄紀念本三種，2019年
1985年夏末，趙珩已經在出版社工作。因為要為《收藏家》雜志約稿，他特地前往東城南小街芳嘉園15號院的老宅拜訪王世襄。“暢老最初接待我是在他北房東側的廚房之中，屋里異常雜亂，光線幽暗。我的初衷是向他約稿，后來說起家世和我的父親，暢老自然親切了許多。尤其是暢老說到硬木家具，更是興奮，只是我對此道純屬外行，后來他突然問到了那件‘氣死貓’，不知現(xiàn)在還在不在？我說那是我祖母買的，其實只是四框是明代的，兩扇門兒是清代后配的，那柜子仍在我家使用。這時他的眼睛就開始放光了，可話在不經意間，我也沒有十分在意。那日聊了許久，出門時驀然回首，廚房門首貼了張白紙，赫然寫著，‘奉上級指示，本人概不為人鑒定文物’。”
不期然那次重逢不久，僅僅隔了一個星期，大清早王世襄就敲響了趙珩的房門，用一臺135海鷗照相機為這件“氣死貓”拍照留存。“張宗子曾曰：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暢老一生鐘愛木器家具，執(zhí)著如此，正是他深情真氣之所在。”趙珩說。
王世襄作品照片
趙珩回憶說，兩家恢復走動后，自己常去拜訪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后來他們搬到迪陽公寓，每次拜別，兩位老人都送我到電梯門口，這已經是極高的禮遇了。記得一次拜訪，突然來了七八個穿著扎腿棉褲的河北農民，背著幾麻袋鴿哨和匏器葫蘆。那時暢老已經80多歲了，興奮得不得了，平時找他的人很多，從沒看到他那么熱情，一瞬間就好似返老還童了一樣。雖然我被甩在了一邊，但真為暢老高興，他臉上的那種神色我至今揮之不去。他是非常天真、非常本色的人，遇到了自己喜愛的物事完全到了渾然忘我的境界，極為專注。”
人間煙火，大俗大雅。王世襄作為京城老饕亦是名滿天下，就此趙珩則給出了不盡相同的看法。“暢老常常跟我提起上世紀50年代‘俄國老太太’的西餐，尤其那擺滿餐桌的各種俄式小吃，每談及此，他總會眉飛色舞。至于說暢老多么會燒菜，傳得神乎其神，這就有點夸張了。其實暢老和汪曾祺先生一樣，都是吃主兒。他們很懂吃，也能實際下廚做幾樣，但有很多都是夸張的，不能完全看后人描述。口腹之欲人皆有之，在他們并不是特別刻意。比如那道燜燒大蔥，我后來問過王敦煌（王世襄之子），他就說都是瞎扯，不過是老先生現(xiàn)抓撓（北京話，比喻無計劃無條理地做事）的。”
“著述講求科學，待人樸厚熱忱”
“先生對文物的深切認知與整體把握，后人無法企及。”尚剛在發(fā)言時，回憶了王世襄在治學著述上的嚴謹與待人接物的周到。
尚剛
“王先生特別博雅，對古代家具、漆器、繪畫、銅佛、匏器都很有研究，都有重大的貢獻，其中成就最高的我認為是兩種，一是明代家具，一是漆器，這兩項研究都反映了他的著作富含的科學精神。家具方面的代表作是《明式家具研究》，漆器方面的代表作是《髹飾錄解說》。但好多人都沒有提到，他這兩本書的后面都有索引。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學接受西式教育，做索引正體現(xiàn)了他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索引是對于研究者來說特別有用，方便檢索，有益于研究。可現(xiàn)在的圖書出版里沒有索引似乎成了不大不小、又疼又癢的通病。”
《明式家具研究》，2006年
《明式家具研究》內文
《明式家具研究》內文
“四十年前的考古學很少關注明清，王先生研究的對象大多屬于明清，所以多數(shù)著作沒辦法引用考古學成果。但漆器特殊，有大批考古發(fā)現(xiàn)。先生對于早期漆器的研究，主要的實物依據(jù)是根據(jù)大量的考古資料甄選出來的古代漆器典型。當下文物學家關注考古學已經不稀奇了，文物學的討論參證考古資料是常見的事情，但在當時是極其少見的。先生寫書的時代很多人還是依照傳世文物的循環(huán)論證，但他已經依據(jù)了最可靠的考古資料，顯示出先生見識的深遠和方法的科學。”
王世襄作品
提到王世襄待人的樸厚熱忱，尚剛也回憶了一段往事：上世紀90年代《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一本書售價480元。“這相當于當時我兩三個月的工資。我向先生抱怨書太貴了，想看的人根本買不起。當時也是話趕話，沒一會兒就轉到了別的話題，不成想幾天后，先生專門來我家送了一本，扉頁上還寫著‘尚剛同志惠存王世襄持贈’。以后王先生每有新書出版，都是打電話或者請他夫人袁先生打電話讓我去領書。”
少說多干，“干到極致才能說是‘玩家’”
古典家具專家田家青是王世襄的入室弟子，座談會上他結合視頻回憶了同老師間的過往。“先生給了我很多教誨，總結為一句就是‘少說多干’，這也是我第一次出席公眾場合。”
田家青
田家青在發(fā)言中提及了王世襄著述出版的一樁憾事，便是90年代初內地某出版社出版的《竹刻》。竹刻藝術之于王世襄實乃“家學”，他的二舅金東溪是嘉定竹刻一派的高手，四舅金西厓更是一生鐘情于留青竹刻藝術，被后人譽為“二十世紀最杰出的竹刻藝術家”和“有史以來最優(yōu)秀的竹刻理論家”。王世襄曾撰文細述：“幼年立幾案旁，觀諸舅父作畫刻竹，情景猶歷歷在目也。”此種朝夕熏陶，也為王世襄之后走上竹刻的收藏和研究做好了預設，貫穿了他浪漫遠闊的一生。
“中國傳統(tǒng)藝術中大家比較熟悉的是瓷器、書畫、玉器等，說到以刀代筆留青的竹刻藝術，了解的人并不太多。先生年輕時就花了很多時間收集資料、整理研究，非常認真地寫了一本既是普及性的也是學術性的著作《竹刻》，最后一版送給出版社是他手抄的正楷手稿。可1992年出版后，沒想到藝術質量非常差，以至于他覺得在上面題跋、簽名都有點丟人，他在每本書里夾了一張字條作為書銘。書銘詩曰：交稿長達七載，好話說了萬千。兩腳跑出老繭，雙眸真的望穿。豎版改成橫板，題辭頁頁倒顛。紙暗文如蟻體，墨迷圖似霧山。印得這般模樣，贈君使我汗顏。不料出版廠社，心中竟自泰然。先生后來又在中國臺灣出了一版，印刷非常漂亮，他畢生都在極力推動竹器的研究和傳承，也推過多位新人，在他看來年輕人有天賦，但差在綜合修養(yǎng)和藝術品位。”
對于老師“玩家”的稱號，田家青表示不以為然。“一個人能成事，絕非像他自己說的就是靠‘玩’出來。其實‘玩家’也不是他自己說的，別人提出，他自己也很寬容，人家說什么就是什么吧。按我的理解，這個‘玩’字是你干什么干到頭，干到極致才能說是‘玩’。”而說到“玩家”，就不得不提王世襄燒菜的手藝，在田家青看來，格調和品位總能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莫過于燒飯做菜。
“早先在海外收藏圈就有一句話，吃不到王世襄的燜蔥死不瞑目。其實先生做菜，就是用最普通、最便宜的原料做大眾菜，關鍵在于有絕招，核心是掌握火候。不管多忙，先生總要自己抽時間下廚做些家常菜，一定不放味精，味道絕好在于各種細節(jié)的處理，這也變成了他的一個生活樂趣。他在燒菜時極為細致、精益求精，不怕費時間，但他在家里吃飯時速度相當快，有時候就跟往肚子里倒一樣。因為他的腦袋不定，想到什么就想去干了，往往我們剛吃了兩口，他就站起來漱漱口走了。夫人袁荃猷老師經常打趣，你瞧又沒人跟他搶？！其實先生在外面吃飯挺斯文的，家里吃飯就想快點吃完去干活。”田家青說。
藏品聚散，“他的貢獻在于留下了豐贍的資料”
2003年秋拍，中國嘉德舉行“儷松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專場拍賣會。因為拍品皆為王世襄夫婦六十載所藏珍貴文物，所以這場拍賣非常成功，現(xiàn)場人山人海，拍品成交率100%。其中一把古琴拍價891萬元，為本場最高，也是當時古琴拍賣的世界紀錄，那就是唐“大圣遺音”伏羲式琴。
王世襄、袁荃猷夫婦 攝于2002年
8年后的2011年春拍，中國嘉德又舉辦“儷松最珍——唐琴‘大圣遺音’”專場，這一次，這一張古琴構成了整個專場。最終，“大圣遺音”成交價1.15億元，成為繼2010年北京保利秋拍的宋琴“松石間意”之后，拍場上出現(xiàn)的第二張億元古琴。
胡妍妍
座談會上回憶起這段往事，見證中國拍賣行業(yè)三十年發(fā)展變化的胡妍妍認為收藏屬于個人愛好，“但是往深里、大里說實際上是文化傳承。真正的收藏家不是去血拼價錢，而是出于骨子里的熱愛。王世襄先生給所有的藏家后輩樹立了榜樣。袁荃猷也有一句話，‘物之留去不計于其價值，而在于最終它能否有一個圓滿的最終歸宿。’王先生拿出一件東西拍賣，他會把自己這輩子傾注心血的東西好在哪里、妙在哪里、珍貴在哪里和盤托出，這其實就是文化的傳承，也是后人無法企及的高度。”
關于收藏，趙珩補充道：“藏品，永遠不會為一家一姓一人所永遠占有。不要說傳流后世，很多藏家在世的時候（藏品）就有聚有散。暢安先生經手、收藏過很多東西，他貢獻在于為這些藏品留下了豐贍的資料。這些資料不是一家一姓所有，是為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國家留下的，這才是他作為收藏家最可貴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