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正逢弗朗茨·卡夫卡（1883.07.03-1924.06.03）逝世一百周年，學界和民間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紀念這位現代主義文學大師。澎湃新聞專訪了卡夫卡研究者和萊納·施塔赫《卡夫卡傳》第二卷和第三卷譯者之一華東師范大學德語系教師黃雪媛。
在黃雪媛眼中，弗朗茨·卡夫卡是一個豐富多面的人。如果說“卡夫卡”給人一種疏離警惕、獨孤執拗的印象，那么“弗朗茨”就像鄰家兄弟般友善親切。“卡夫卡”和“弗朗茨”兩種形象之間的彼此呼應和矛盾共存同樣映射著現代人的生存處境和心靈世界。
在訪談中，黃雪媛還提及卡夫卡傳記作者萊納·施塔赫的郵件，他曾明確表示，要通過他的三卷本《卡夫卡傳》描繪出一個“彩色的卡夫卡”。黃雪媛在翻譯傳記和撰寫卡夫卡評論隨筆的過程中，也尤其關注卡夫卡明亮溫暖的一面。她說，只有了解了卡夫卡的這一面，才能理解他懂得他，才能真正被《女歌手約瑟芬和耗子民族》中“盡管我們的生活充滿悲苦，微微一笑還是比較常見的”這樣的句子所觸動。
黃雪媛
澎湃新聞：萊納·施塔赫的《卡夫卡傳》塑造的卡夫卡形象是怎樣的？為什么說這部傳記是對卡夫卡的祛魅？
黃雪媛：施塔赫是傳記作家中的翹楚，我認為他達到了學者風格與藝術家氣質的高度平衡，他的《卡夫卡傳》三卷本寫得既激蕩人心，又使人深深信服。他調動素材的能力，好比古代的著名將領，擁有調度千軍萬馬的氣魄，同時又能明察秋毫，心細如發。卡夫卡在施塔赫筆下確實是一個逐漸祛魅的過程，是往好的方向祛魅：幾十年來在卡夫卡身上越積越厚的晦暗神秘干燥的殼漸漸脫落，一個鮮活的，親切的，濕潤的，具有多面性的卡夫卡漸漸顯露，仿佛他就坐在你辦公桌對面，對著文檔埋頭苦干，或心猿意馬地走在馬路牙子上，腳下一絆差點摔倒，或出現在公寓樓的電梯里，羞澀地和你打招呼。你完全可以把卡夫卡當作同事和鄰居，也可以把他想象為同學和密友——心思最沉靜，聚會常遲到，時而人來瘋的那一位。我看過施塔赫的訪談，這位傳記作家到了晚年仍然擁有年輕的聲音和飽滿的熱情，他為卡夫卡研究付出了大半生，被列入“卡夫卡的男遺孀”行列，與另兩位著名的卡夫卡專家克勞斯·瓦根巴赫，哈爾姆特·賓德并列。三者中我毫無疑問最喜歡讀施塔赫的卡夫卡。他對人性的深刻洞悉，對卡夫卡所處的社會現實和時代癥候的準確把握，對卡夫卡文字世界的精妙理解，對傳主傾注深愛、下筆時又能適度抽離，冷靜地審視他所熱愛的對象，而不是不加選擇，夾帶私貨地崇拜，還有對我個人而言極其重要的因素——駕馭語言的藝術。總之，施塔赫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傳記作家。
萊納·施塔赫
澎湃新聞：您曾談到，在翻譯《卡夫卡傳》的過程中，有時感覺離“卡夫卡”比較遠，離“弗朗茨”比較近。之前的文藝理論研究中，尤其是本雅明和加繆那個時期，是不是更多的是撇開弗朗茨來研究卡夫卡文本的？弗朗茨對于我們理解卡夫卡的意義是什么？
黃雪媛：在加繆和本雅明時期，他們所能接觸到的關于卡夫卡生平的著述還比較少，本雅明在1934年寫下《弗朗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紀念》之際，肯定還沒有機會讀到卡夫卡日記和書信，馬克斯·布羅德的《卡夫卡傳》要到1937年才出版；加繆那篇《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誕》寫于1942年，那時市面上已經有布羅德和波利策1935-1937年合編的文集，包含部分日記和書信，但加繆是否讀過不得而知，而卡夫卡寫給第一任未婚妻菲莉絲的書信在加繆去世時還未出版，而要到1967年才出版，恰恰是這批書信對于了解卡夫卡本人和他的第一個創作高峰至關重要。故而我們可以猜測，無論本雅明，還是加繆，他們對于卡夫卡的個人生活了解并不會很多。他們多半是通過卡夫卡的作品去了解卡夫卡的，也就是作為現代主義小說家的卡夫卡，而不是作為一個時代青年和辦公室精英的弗朗茨。您剛才問，弗朗茨對于我們理解卡夫卡的意義是什么，我想說，雖然讀卡夫卡的小說未必一定要了解弗朗茨，但是了解弗朗茨，你肯定多了一把打開卡夫卡文學城堡一扇重要側門的鑰匙。世上有的作家是隱身在他的故事背后的，讀者只管去讀他的文字，而不需要關心作者的生活，就像我們對巴爾扎克的私人生活并不怎么在意，卻會津津樂道普魯斯特的瑪德蓮蛋糕和睡前儀式；普魯斯特，卡夫卡，拜倫，策蘭這一類作家，其生平經歷與作品之間的密切關系簡直就是我們俗話所說的手心手背那樣的關系。策蘭說過：“我沒有寫過一行與我的個人生存沒有直接關系的詩句。” 這句話同樣適用卡夫卡與他的小說的關系。
《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
澎湃新聞：加繆的文章《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誕》（1942年）一開頭就說道：“卡夫卡的藝術在于使讀者不得不一讀再讀，它的結局，甚或沒有結局，都容許有種種解釋”。您也講過，在課堂上帶著學生閱讀卡夫卡作品時，大家都會對文本有不同的解釋。所以想問一下，為什么卡夫卡的文本會產生多樣性的解讀？
黃雪媛：卡夫卡的讀者大多會體驗卡夫卡筆下世界的時近時遠，難以捉摸。這就是卡夫卡的“狡猾”，和奧德修斯的狡猾有點像。但你不能說他在戲弄讀者，因為他本身就是這樣看世界，看生活，也是這樣對待自我的。卡夫卡小說的多義性和歧義性過去幾十年已經討論得夠多了。而我想說的是，越是了解他的生活世界，越是接近他心靈，越是體悟到生存本質的矛盾，自然人性與現代社會運作機制之間的矛盾，就越覺得以往讀來復雜難言，歧義重重的文本，原來并沒有那么晦澀難懂。
澎湃新聞：看到您在去年《文匯報》的文章里講過卡夫卡的旅行故事。其實卡夫卡一生離開布拉格的時間并不多，所以想問一下您為什么十分在意這個問題？是想表達卡夫卡其實不是被我們標簽化的那樣？從他的生活閱歷來看，他是個生活富足、工作上進、人緣不錯的正常人。那么文學作品中那些虛弱的內心是他自己嗎？應該不只是藝術創作的手法？不然100年后讀者也不會因為其中表達的真實感而被震撼。
黃雪媛：卡夫卡是彩色的，而不是黑白的。這也是施塔赫本人給《卡夫卡傳》我的合譯者程衛平的郵件中提到的，他說當前各種文獻資料拼出的卡夫卡半真半假，而他想要繪出一個彩色的卡夫卡形象。而我這兩年關注的是卡夫卡明亮，靈動，詩意，溫暖的一面！所以我關注下班后的卡夫卡，關注周末或者晚上和朋友們一起“搞事情”的卡夫卡，關注那個離開布拉格，悠閑度假療養的卡夫卡。這些輕盈明亮的時刻是卡夫卡這個復雜的“生命有機體”極為重要的部分，能對他充滿“沉悶的奧秘”的作品多一重領悟。一旦了解了卡夫卡明亮溫暖的這一面，再去讀《女歌手約瑟芬和耗子民族》這樣的作品，你會瞬間領悟，約瑟芬就是卡夫卡的化身，你會動容于那一句“盡管我們的生活充滿悲苦，微微一笑還是比較常見的”；或者明白了他寫下“約瑟芬所吹的口哨擺脫了日常生活的桎梏，也使我們得到了片刻的解脫”時，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澎湃新聞：李雙志把形容詞“卡夫卡式”（Kafkaesque）翻譯成“卡夫卡時刻”。我們怎么理解所謂的“卡夫卡時刻”？卡夫卡其實沒有為我們提供現代性困境的解決方案，那么閱讀他所帶來的意義是什么？您說卡夫卡寫到自己心里去了，我們經歷的他都經歷過。但您還是希望自己超越那種分裂、惶恐的個性，那么這種希望本身是不是對現實的某種無奈的妥協？
黃雪媛：李雙志教授的這個譯法別致而傳神，通常的譯法——“卡夫卡式”雖然準確，但更趨向一種固化的風格。而“卡夫卡時刻”卻表達出一種流動變化的特質，而非靜止的狀態。這樣的“時刻”一次次降臨在他的人物身上，如一場噩夢，在夢中張皇失措，找不到出口；有時是荒唐滑稽、讓人哭笑不得的場景；以及那些似是而非，真假難辨的“說理”和欲拒還迎的曖昧。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經歷“卡夫卡時刻”，這個語詞揭示了生活的不可預測性和似曾相識性，覺察到這點之后也許我們就能發展出一段“審視的距離”，幫助我們超越這樣的時刻。
澎湃新聞：您也在與李雙志教授的對談中談到自己第一次讀卡夫卡作品時的不適感，您還講過自己到中年可以抵擋和消化卡夫卡的時候，才真正進入到他文本的世界。想問問這里的抵擋是指什么？需要抵擋的東西是什么？
黃雪媛：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整個時代的氣質是一種質樸的理想主義，九十年代又是市場化的動蕩激躍時期，到處鬧哄哄的，人處于浮躁和興奮期。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我對于卡夫卡晦暗幽深的文風，天然地排斥。每個人讀卡夫卡的關鍵節點肯定不一樣。有的人“開悟”早，可能青年時代就迅速進入了卡夫卡的精神世界，獲得強烈的認同感。而我真正意義上能面對卡夫卡，理解卡夫卡，消化他的文字，同時發展出“抵擋”的能力是40歲以后，甚至更晚些，經典作品就是這樣具有敞開性，同時又保持一定的神秘性和權威性：這一階段不能進入的，也許下一個階段就能被深深吸引，到了對的時候，它的門就向著你真正打開，越往里面走，你越會感覺到“不謀而合”的共識和“拍案而起”的驚喜！我說的“抵擋”并不是抗拒，而是理解之后可以與文本之間展開對話和對抗，而不是完全被其吞噬。文學的魅力在于召喚，誘讀者深入，與之共舞；但是對于還沒有做好準備的人可能也將面臨“危險”。卡夫卡于我而言就是這樣的作家。
澎湃新聞：您講過，卡夫卡其實有一些生存策略。“作為弗朗茨的卡夫卡，他的生存策略就是分身術。”怎么理解這種分身術？也有人說他的策略就是讓自己或者主人公慢慢變小。
黃雪媛：你看他雖然在日記書信里叫苦連天，自怨自艾，其實單位里該做的工作他一樣不落，上司器重，下屬尊敬，他也沒有因為工作和寫作而耽誤日常的小享受：喝啤酒看電影散長步。在一戰期間他一半同事被應召入伍，他連續加班的情況下仍然能堅持寫作，我們可以相信，他擁有非常棒的時間管理能力和堅韌的品質，“精神分身術”肯定也悄悄助了他一臂之力。從早期的作品《鄉村婚禮籌備》我們就可以看出卡夫卡的生存策略——對于不情愿的事情，他派出一個“肉體的自我”去履行責任，然后“精神的自我”就可以在家躺平，獨享清凈。至于“變小”的策略，也許他受到了他喜愛的瑞士作家羅伯特·瓦爾澤的影響，但后者是真正踐行了隱身術和縮小術，不僅字越寫越小，小到后人得用放大鏡才能解碼，到后來索性放棄了寫作，躲進瘋人院，過了三十多年清凈生活。而卡夫卡的縮身術并不徹底，本質上而言只體現在他的精神生活和小說世界里，你看那么多動物出沒在他的小說里：甲蟲，老鼠，鼴鼠，猴子......著名的甲蟲格里高爾最后慢慢干癟消失了，家人們松了一口氣，我猜卡夫卡寫完這篇估計自己也大大松了一口氣吧！我們既可以把《變形記》當作一個悲傷恐怖的故事來讀，也可以換種視角，看卡夫卡如何使用文學變形術和縮身術讓自己至少在心理層面上得到了極大的疏解。這和托馬斯曼通過寫《威尼斯之死》讓埋藏心底的同性戀情結得以疏解其實是異曲同工。
澎湃新聞：您一開始是因為喜歡歌德才走上了學習德語的道路。同樣是“捕獲”現代心靈，歌德和卡夫卡的方式不同之處在哪里？為什么卡夫卡更能打動現代人？
黃雪媛：歌德去世是1832年，卡夫卡出生是1883年，卡夫卡與歌德之間隔著50年歷史距離，不遠也不近，但其實已經天翻地覆的變化了。歌德的時代，火車汽車電話飛機都還沒發明，過的是慢生活，歌德這樣的貴族和富家子弟接受的是真正的博雅教育，花很多時間和錢財在歐洲各地漫游和壯游。歌德的性格是不著急又能斷舍離，他可以拋下職務，偷偷跑去意大利，花上近兩年時間游歷和學習，期間照樣領著魏瑪公國最高的薪水，他可以花60多年慢慢寫完《浮士德》，歌德的生命和生活方式是不可復制的；而卡夫卡已然處于技術時代，像布拉格這樣的都市，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引發了“時代病”———當時很多歐洲人得了焦慮癥和神經官能癥，歇斯底里癥。瘋人院文學，父子對抗文學，疾病文學充斥著二十世紀頭二十年的德語文學。卡夫卡是一枚現代辦公族，下班之后才能搞創作，被焦慮和憂郁折磨的他三部長篇都沒寫完，還有無數半途夭折的文字。從文學的脈絡來說，歌德代表德意志的文化文學正統，他攜手席勒，向古羅馬古希臘文藝傳統致敬，并致力于構建一個精神和文化意義上的德意志祖國；而布拉格的猶太人卡夫卡屬于德意志文學圈的邊緣人物了，孤島般的生存處境，現代辦公室生活對心靈的逼迫和壓榨，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卡夫卡寫的東西“更能打動現代人”，我們的心靈處境和卡夫卡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另外我想說，卡夫卡崇拜歌德，他讀了歌德幾乎所有的作品，29歲時去了一趟魏瑪，是一趟文學朝拜之旅，不過，他也指出歌德的語言可能阻礙了德語的發展，這和海涅在歌德去世之際既悲傷又釋然的心態有一點相似，海涅認為歌德就像一棵巨樹擋住了他們這些文學晚輩的道路。而對我個人，歌德是用他純然的詩歌藝術和他無可比擬的生命藝術和生命智慧捕獲我的；而卡夫卡是以無與倫比的對生存困境和心理困境的洞悉而捕獲我的。兩者都給我力量，歌德從積極的意義上，他教我如何與生活斡旋，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去追求自我實現；卡夫卡從痛苦的意義上，因為有他這樣一個人，比我敏感一百倍，比我擰巴一百倍，比我追求完美一百倍，所以我佩服之后，就深深地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