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中，清華大學教授宋念申試圖告訴我們：古地圖是探索亞洲形成史和反思現代性的關鍵一環，他借由百余幅珍貴的古地圖材料，描摹了亞洲、特別是中國在地圖上出現、發展、變化、定型的過程，同時觀察了這一過程中的各種權力結構——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領土國家——在地圖上的呈現與表達。本文摘自該書，澎湃新聞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公元1127年，宋朝遭逢靖康之變，失去了北方疆域。入侵的金軍雖節節勝利，卻缺乏統治華北的信心。于是1130年，金太宗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大齊，代金而治，找來降臣劉豫當皇帝，年號“阜昌”。未幾，劉豫被廢，偽齊政權只存活了不到七年。以中國歷史之長，這點時間恐怕連一瞬都算不上。

不過，在中國地圖學史上，“阜昌七年”這個時間卻相當重要。它被銘刻在中國最早的兩幅世界地圖《華夷圖》和《禹跡圖》的刻石之上。那一年，是公元1136年。

在古代中國，地理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多數情況下，地理書寫附著于歷史記錄中，空間表述與時間很難分家。地圖也是一樣。中國古代地圖不純是地理信息的載體，而是有著重要的政治、軍事、教化和禮儀作用。

《華夷圖》

地圖至少自先秦就廣為使用了，不過我們只是從史籍中“讀”到這點，卻不曾“看”到過那些地圖。和歐洲的情況相似，存世的中國早期地圖十分稀少。目前可見最古老的地圖，是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誕生于戰國末期的一組木版地圖及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一組西漢早期帛畫地圖。它們在兩千多年前隨墓主人下葬，一直不為人所知，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被發現。所以我們無從確證其對后世制圖有什么具體影響。況且無論是放馬灘地圖，還是馬王堆帛畫地圖，其所反映的地理范圍都不算大。雖然上面有河流、道路、聚落、山脈等實用信息，但僅憑這些，很難推測出當時人的宏觀世界想象是什么樣子。

而《華夷圖》和《禹跡圖》則不同，它們把這種想象直接放在我們面前。

這兩張地圖刻于同一塊石碑的正反兩面，原在陜西鳳翔府岐山縣，現存于西安碑林。《禹跡圖》碑刻還另有一塊，在江蘇鎮江，鐫于1142年，即南宋紹興十二年。它的形制內容與西安的很接近，可以認為是源于同一底本。雖然鐫刻于12世紀中葉，但兩圖所反映的內容并非當時狀況，而是積累了前代王朝的地理信息，可以說是歷史地圖。

《禹跡圖》

《禹跡圖》展現了北宋時代的疆域觀念，按今天的說法是“全國地圖”。但是這個“國”，可不是當時政權實際管轄的范圍——不論是偽齊還是南宋，都只占半壁。這個國，是時人想象中一個完整的中原王朝“應該”有的疆域。《華夷圖》表現的范圍更大：北及長城之北，西達西域，東至朝鮮半島，南抵印度，并在注釋中記錄了更多域外之國，可見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標準的世界地圖。西安、鎮江兩塊石碑原來都安放在官學之中。學者們據此推斷，它們是為了供學子們摹拓，方便他們學習、考試之用。換句話說，有點像是當時的教輔材料，讓學生們牢記家國天下的形態。

相比歐洲現存最古老的世界地圖（詳見下章），它們的制作技術顯得很“現代”。因為從外形上看，中國大陸的海岸線以及長江、黃河兩大水系，已與今天我們熟知的形狀接近，有著現實主義特征。

關于這兩種地圖的作者、來源及背景，學界有很多爭論，不必詳述。今天一般的共識是，兩圖作者恐非一人，也不共享同一種制圖學技術。從西安石碑的情況看，《禹跡圖》和《華夷圖》幾乎同時鐫刻于石碑的兩面，說明它們所反映的世界觀是一致的，毫不矛盾。

“禹跡”與“華夷”，恰構成古代中原王朝對世界的兩重認知，一重向內，一重向外，二者相輔相成。傳統的王朝地圖學，就大致沿著這兩套系統展開。

“禹跡”之名，來自《尚書·禹貢》篇，這是最體現上古地理思想的著作之一。如果要再舉出一部，就是《山海經》。但《山海經》一脈，到唐宋之后已逐漸被認為是傳說和怪談，其影響力不及《禹貢》。

雖然《禹貢》也借大禹治水的神話鋪陳，但隨著儒家政治觀念的正統化，其中的地理思想和王朝統治產生了越來越緊密的聯結，也就日益現實化了。中國古代地圖中，很多都以“禹跡”命名，是奉《禹貢》地理思想為正統，以“禹跡”代指中原王朝的統治區域。

《禹貢》開篇，講大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然后以簡短而氣勢宏大的語句，說“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這里的“敷”，是分、布的意思，就是如何劃分國家的疆域。劃分的依據是“高山大川”。所以《禹貢》以山川為綱目，考察各地水土，確定其農業及物產條件。《禹貢》中，國家被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個州。所謂“州”，《說文解字》的釋義是“水中可居曰州”，即被水環繞的陸地，“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此后漫長的歷史中，“九州”逐漸成為中原政治地理空間的想象基礎，某些時候甚至成了國家的代稱。

《禹貢》同時還呈現另外一種政治空間秩序，看上去與九州是很不同的，這就是“五服”。它以國都為中心，每五百里為一個圈層。由內而外，分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五個等級，標志著政治影響力由強至弱的輻射次序。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雖然今天看來，九州更像是現實描述，而五服只是想象，可正如顧頡剛先生指出的：五服的觀念和實踐都先于九州，且真實存在過，反映了西周至戰國間天子—諸侯的分封關系。反而是九州，雖然其觀念萌芽于春秋戰國時代，但遲至漢末才真正實現。就是說，《禹貢》“預告”了未來國家的形態。所以顧頡剛有一句很精彩的總結：“五服制似假而實真，由真而化幻；九州制似真而實假，由假而化真。”

《五服圖》

九州和五服看上去非常不同，但兩種政治地理想象是相互補充、支撐的。周振鶴先生就認為：“五服制所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區與邊緣區的理想關系，而九州制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如何進行政治分區以實行管理的實際體制。”這是秦漢以降中國政治地理格局的兩種“基本形態”。

《禹貢》在結尾處，想象國家統治之四至：“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歷代中原王朝，不論是統一還是分裂，儒家士人眼中“正統”國家的疆域，基本就是“訖于四海”，古往今來變化不大。這也是為什么兩塊《禹跡圖》刻石，一在偽齊，一在南宋，兩個政權都只占半壁江山，但它們認定并宣揚的國家輪廓是一致的。

那么四海之外呢？這就需要“華夷秩序”來想象了。“華夷”也是儒家最基本的世界圖景。它在地理表現上是以中原為華，為中心；而不受中央王朝管理的四方為夷，為邊緣。由華而夷，像是五服的那種輻射關系。遠近親疏，由影響力的大小來決定。

不論是九州、五服、四海，還是華夷，都沒有絕對的邊界。

在這套體系內，大地各點之間有相對的距離，以旅行里程來表達。中國的地理之學又稱“輿地學”，地圖又稱“輿圖”。“輿”字是形聲字，聲旁是舁，形旁是車，車以載人載物，可見古代輿地認知，既有大地承載萬物的觀念，又與人的行走經驗相關。直到19世紀末，中國或朝鮮的地方志中，某一地點的具體位置，仍然是以它和其他地點的旅程（比如距某地“幾日”或“幾里”）來標志的。

這套系統的宇宙觀基礎是天圓地方。大地是連續的一塊平面，天似穹廬。古代中國一種比較流行的宇宙觀念，認為天上的星宿都對應著地上的分野，地上的兩點都有直線距離。

大地是平面還是球體，成為傳統東亞和歐洲地理思想最根本的差異。但是秉持著今天看來極不“科學”的平面大地觀念，古人又是如何在1000年前就制作出相對準確的地圖的呢？這就要說到《禹跡圖》采用的測繪方式：計里畫方。

《禹跡圖》表面布滿了橫平豎直的方格網線，“每方折地百里”，類似比例尺。在此圖制作的年代，任何人都很難走遍全國測量距離，只能是綜合不同地方搜集到的方里信息，然后通過折算，估得整體狀況。這就是計里畫方。

學者大多認為，計里畫方源于西晉地理學家裴秀（224—271）總結的“制圖六體”。據說裴秀曾編繪一部地圖集《禹貢地域圖》，他在序言中舉出六項制圖要素：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大意是說地圖要注意比例尺、方向和距離，并折算地表的高低、傾斜、彎曲等情況。

需要強調的是，計里畫方只是中國地圖學的一種傳統。雖然它受到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重視，成為中國地圖“科學性”的代表，被廣為弘揚，但實際上各類地圖功能不同，未標網格的，或者繪畫性的地圖，仍然是古代地圖的大多數。就連《禹跡圖》背后的《華夷圖》，都不是計里畫方的，可見量化科學的風格，總和其他風格一起存在，并不相互排斥。

那么《華夷圖》的依據又是什么呢？在圖下方的一處注釋中提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所載，凡數百余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

“唐賈魏公”，指唐代名相、地理學家賈耽（730—805）。他是裴秀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制圖學家。曾有學者據此認為，《華夷圖》（甚至《禹跡圖》）是以賈耽的地圖為底本繪制的，但此說可能需要更充分的證據。從上引注釋中的話里，我們只能知道《華夷圖》中表現的“四方蕃夷”是根據賈耽的著作記錄下來的，不能說明作者就看到過賈耽的地圖。

實際上《華夷圖》四邊各記載了許多海外諸國，只是用文字列舉，并未包括在圖像里，比如日本、扶南（中南半島南端國家）、大秦（羅馬帝國）等。所以，當時人所知的世界與圖像所表現的地理范圍還是有差異的。這或許因為人們的勘測能力達不到那么遠，也或許是因為對外部世界的樣貌本就缺乏特別的興趣。

《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宋念申著，北京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