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響堂大佛洞主尊佛像側影
一、華麗的黑暗時代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悖謬的時代，禮崩樂壞、烽火連天的亂世，伴隨著思想的沸騰和藝術的綻放。政治上的紛亂，難掩哲學、詩歌、書法、繪畫、建筑上的璀璨光芒，所以日本歷史學家川勝義雄將這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時期稱為“華麗的黑暗時代”。
兩漢四百年，秦漢文明盛極而衰，三國耗盡了最后一口英雄氣。這不僅是一個龐大帝國的瓦解，也意味著古典秩序的終結。政治分裂、外族入侵，留下滿地的難民與傷兵。華夏文明匍匐在歷史的岔路口，一副行將就木的衰亡之象，卻又奇跡般地茍延殘喘了三個多世紀。
胡人血統與印度佛教如兩劑強心劑，激活了一個衰朽的文明。如歷史學家雷海宗在其關于中國歷史分期的著名論文《中國文化的兩周》中所言：“第二周，由西元383年（淝水之戰）至今日，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變化。”
而我們此行的目的地邯鄲，正處于這出悖謬歷史劇的舞臺中央。從東漢建安十八年（213年）大漢丞相曹操自封為魏公，定魏國之都于鄴城（今邯鄲南部的臨漳縣），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另一個大丞相、隋國公楊堅焚毀鄴城，兩代霸主之間，此地先后為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古都，見證了歷史的殘酷與蒼涼，也目睹了光彩奪目的文明之光。千年后，我們來到這里，昭昭日月曾照彼時風華，華北平原的風也撫過今人的頭頂。
二、南北響堂山石窟
響堂山石窟號稱“中國第五大石窟”（名列敦煌、云岡、龍門、麥積山之后，當然，若算上克孜爾，恐怕也排不到前五），亦與云岡、龍門并稱中國三大皇家石窟。中國人多少是有些排位癖和收集癖的，十大也好，五大也好，三大也好，去了其余幾個，漏掉某一個，便覺不完滿。所以，沒去過響堂山，很難自稱是石窟愛好者。
響堂山石窟開鑿于北齊，隋唐宋明各代均有續鑿。因石窟群在山腰，人們談笑、拂袖、走動均能發出鏗鏘的回聲，故名響堂。其得名頗有魏晉遺風，與云岡、龍門之名一般，充滿了浪漫寫意，讓人聯想到李賀奇詭的詩句：“彈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云。”
據史書記載，東魏的大丞相（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與其說是帝王的歷史，不如說是大丞相、大將軍的歷史，史稱霸府政治）、北齊的奠基者高歡被潛葬于北響堂，所以響堂亦為帝陵。所謂潛葬，也就是造若干假墓，將真墓隱匿，這種墓葬方式盛行于盜墓猖獗的魏晉南北朝，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傳說。曹操生前設立摸金校尉，專司盜墓取財，貼補軍用，死后卻怕他人步其后塵，在遺書中要求“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并故布疑陣。2009年，曹操墓還是在河南安陽被挖了出來，且此前墓穴曾多次被盜，有種“年少時打出的子彈正中眉心”的荒誕幽默。
在中國石窟藝術發展史上，響堂山石窟居于云岡與龍門之間，上承北魏“秀骨清像”、下啟唐代豐圓適中的造像風格，形體雕工簡潔流暢，神情靜謐端詳。其造像吸收并融合了新一輪傳入的印度笈多造像技法，并據此創造出“曹衣出水”薄衣貼體的新樣式，通俗說，這種樣式就像濕透的衣服貼在身上，衣紋纏繞身體，曲線玲瓏畢現，與南朝士大夫趣味的“褒衣博帶”飄逸瀟灑之姿形成對比。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史》中說：“南北響堂山北齊石窟為當時石窟中受印度影響最重者。”
響堂現存石窟分布于三處，分別為北響堂8窟、南響堂7窟及小響堂（即水浴寺石窟）2窟，共計造像4000余尊，并有北齊石刻佛經。北響堂山腳有常樂寺遺址以及宋塔，及金代的三世佛等殘像。北響堂距邯鄲市區約一小時車程，南北響堂之間又二十分鐘車程，小響堂目前不對外開放。
北響堂山上看常樂寺宋塔
響堂山石窟最驚艷絕倫的作品莫過于北響堂的大佛洞。隨五一旅游的人潮排隊良久，在進入洞窟的一剎那，感覺如同《華嚴經》所言 “譬如一燈，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盡”，撲面而來的火焰背光與莊嚴寶相讓人不由得呼吸一窒。佛祖結跏趺坐于高處，既看北朝人，也看著你，當你與那低垂的眉目相對，一千五百年的時光洶涌而過，敷金彩繪剝落，紋飾壁畫漫漶，木構廊廡朽爛，露出佛像寂然歡喜的本來面目。戰爭、法難、盜鑿，歷史的騷響漸不可聞，爾曹身與名俱滅的千年，不過是佛祖拈花一笑的瞬間。
北響堂大佛洞主尊佛像正面
第二精彩的大概是南響堂千佛洞穹頂的八身飛天，乃南響堂鎮窟之寶。其中兩身凌空飛舞，兩身天女散花，另外四身分別演奏笛、阮、笙、箜，以舞姿、音樂、鮮花供養諸佛，褒衣博帶盡顯神采飄逸之姿。飛天以香為食，不近酒肉，穹頂亦有從前的煙熏之跡。凡人仰觀良久，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際。南北響堂其余各窟的造像、佛龕、檐柱、浮雕、壁畫、神獸等，多有精妙幽微之處，須親臨感受。
南響堂千佛洞北朝飛天伎樂浮雕
北響堂大佛洞內塔形龕上的石畏獸
北響堂大佛洞浮雕裝飾
南響堂華嚴洞內中心柱上的佛像
南響堂華嚴洞外部的石質仿木構斗拱
對于華夏這樣一個富于歷史感和現實感的民族而言，我們追尋永恒的方式，往往是和歷史結盟，古人反復吟哦“勛業振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們即便想象和追求“無限”，大概也就是“海外有仙山”“結發受長生”。日本禪宗研究者鈴木大拙說：“中國人是偉大的記錄者”，他們“仔細觀察時間的行進，記錄下時光留下的痕跡”。
而印度佛教給務實的古典中國人帶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語言體系。佛教用以形容時間之無限的詞匯，如恒河沙、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思議、無量大數，都是10的幾十乃至上百次方。相形之下，“千歲憂”“萬古愁”，不過彈指間。這些巨大的計時單位在世俗經驗世界中幾乎沒有用武之地，因而在本質上，古印度人與印度佛教的觀念是非時間性的。在非時間、非歷史的無涯的荒野里，世界、宇宙、社會的秩序是永恒的，而人們則困于一個永恒回轉的再生之輪中。同時，佛教又有“剎那”這樣極小的時間單位，一剎那之事足以決定命運，超脫永恒輪回的機緣也潛藏其中。
較之簡牘與紙張，石頭頑然不動，似乎更具永恒感。以須臾之身，獨對永恒之石，賞石者將這種感覺形容為“千秋如對”。石窟造像試圖描摹的，正是佛教理想化的、超越時間的永恒之美。在一個秩序崩潰、生靈涂炭的時代，統治者一方面試圖利用佛教關于忍受痛苦、自我犧牲的教義，麻痹民眾、維系統治；另一方面，即便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統治者，也時常感到命運之無常與自身之渺小，渴望通過石刻造像竊取佛陀的永恒，完成自身的救贖。
因此，佛教與石窟造像藝術在動蕩的南北朝時期得到空前的大發展，在北齊更是達致走火入魔的境地。北齊人口2000萬，寺院卻有三四萬所，僧尼達兩三百萬眾，僅鄴城一地，就建立了4000余座寺院，其中43所是皇家寺院，其時開鑿的石窟遍布今山河四省。北齊的對手北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教掌握龐大的人口和財產，對政權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拖累和威脅。于是，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宇文邕在下令毀佛，這一事件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榮發起的滅佛運動并稱“三武一宗滅佛”，從佛教徒的視角看，則是歷史上的四場“法難”。
周武帝滅佛，是否由此增強了北周政權的政治、軍事和財政控制力，從而助力于滅齊大業？這個問題需要歷史學家的解答。但原本國力更加強盛的北齊急劇腐化，與帝王的荒淫殘暴脫不開關系。虔信佛教、開窟造像的北齊皇室，卻是個瘋魔家族。在短短28年的統治時間里，幾任帝王不斷上演縱欲、亂倫、酗酒、濫殺、內斗的荒唐戲碼，以至于有人認為高氏家族患有遺傳性精神病，高齊王朝也因此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禽獸王朝”。加之高歡遺留下來的胡漢矛盾和貪腐問題，以及后主高緯誘殺大將斛律光，賜死蘭陵王高長恭，自毀長城的北齊王朝迅速衰弱，一頭扎向毀滅，印證了“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令其瘋狂”的西諺。
讓我們說回響堂山。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滅北齊，周武帝入鄴城，在原北齊境內推行禁佛之令，響堂山石窟遭到第一次嚴重破壞。此后一千多年的動蕩和戰亂對石窟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但真正的浩劫發生在近代。同樣黑暗動蕩的清末民初，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外國文化大盜對包括莫高窟、天龍山、龍門在內的中國石窟寺進行有組織、大規模的劫掠。而以盧芹齋為首的中國文物販子，走私、出賣包括響堂山在內的石窟藝術品，將一批又一批的文物運往法國，銷往歐美。從此，這些藝術瑰寶輾轉于國外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響堂山石窟毀壞嚴重，大多數雕像被砍去了頭顱，小型雕像與浮雕被整塊切割盜取。響堂山石窟研究院正借助數字修復技術對流失海外的造像進行原位比對和數字化復原，使流散百年的石窟造像實現“身首合璧”。3D打印與全息投影，太符合佛經對幻相的描述。就佛家而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但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從歷代先祖那里繼承了無可救藥的歷史感，所以我們依然耿耿于懷，終究沒有“掃一切相，破一切執”的灑脫與超越。
在常樂寺金代三世佛殿遺址，所有的佛像的頭部都已佚失流散，是一場字面意義上的“滅頂之災”，而其沉靜的身軀不動如山，從容接受近千年后的日曬雨淋、禮拜觀瞻。佛祖可以超脫輪回之外，但佛像卻困于時間之劫，擬仿永恒的石雕也逃不過歷史車輪的碾壓。中國人的歷史感與憂患意識，此刻在與永恒的拔河之中占據了上風。
常樂寺遺址的佛像
北響堂宋洞殘損的造像
南響堂華嚴洞殘損的造像
三、邯鄲市博物館、鄴城考古博物館、北朝考古博物館
邯鄲市博物館
邯鄲市博物館文創店的網紅打卡墻“邯鄲，一座等了您三千年的城”，大概也是這座城市的旅游宣傳標語。邯鄲擁有3100年的建城史，戰國時作為趙國都城達158年，這是一座適合身著戰國袍、拍“宿命感”大片的城市。邯鄲三千年未改名，留下無數美麗或奇異的傳說，也將自己變成了“成語之都”。在這片古老而溫潤的土地上，連“邯鄲學步”這樣帶著譏諷意味的成語，經過悠長歲月的浸染，也只會讓人感受到先民的質樸、幽默與浪漫。
邯鄲市博物館沒有辜負歷史的豐厚饋贈，從石器時代開始，貫穿整部中國史，每個時代都有可書之掌故、可展之瑰寶，擁有許多南方城市博物館難以望其項背的連續性，而其館藏之豐富、布展之用心，甚至超過我們曾經去過的一些省博。
館內有“甘丹風華——邯鄲歷史文化陳列”“邯鄲古代石刻藝術陳列”“方圓世界——中國歷代錢幣陳列”“磁州窯瓷器陳列”四個常設陳列，其中基礎陳列與石刻陳列尤為光彩奪目。館藏珍品有戰國的青銅馬、蟠螭紋馬首耳大銅鑒、透雕夔龍紋金牌飾、鎏金龍虎嵌玉龍劍首，漢代的金銀涂乘輿大爵酒樽、刻度天祿架熨斗，以及從北朝至宋代的石刻造像等，每一件展品都折疊收藏起一段時光，而我們立于歷史長河的盡頭，咀嚼展簽上的說明，念出今人給古物起的冗長名字，那種感覺如同念出不解其意的佛咒，又仿佛從昆蟲琥珀中小心提取上古生物的基因密碼。
邯鄲市博物館藏戰國青銅馬
邯鄲市博物館藏東漢金銀涂乘輿大爵酒樽
邯鄲市博物館藏東漢刻度天祿架熨斗
邯鄲市博物館藏隋代彩繪鎮墓獸
邯鄲市博物館藏唐代紅砂石佛坐像
而邯鄲更讓人驚喜的，是它的縣級博物館。位于臨漳縣的鄴城考古博物館和位于磁縣的北朝考古博物館，與邯鄲市區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需駕車前往，對于博物館和文物愛好者而言，是邯鄲旅行不容錯過的兩地。另有大名縣石刻博物館、峰峰磁州窯歷史博物館，或可一覽。
近年來，新建的考古遺址博物館形成一股熱潮，今年最火的博物館莫過于河南安陽殷墟新館。此前幾年，國內還密集新開了三星堆新館、石峁館、海昏侯館、二里頭新館、良渚新館等一批考古遺址博物館。根據《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考古遺址博物館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們提供了一個天然的歷史情境，結合了考古場景和自然背景，重現歷史現場，拉近了觀眾與歷史之間的距離。”
雖然鄴城考古博物館和北朝考古博物館不是典型的遺址博物館，但與當地的考古成果密切相關。
鄴城考古博物館
鄴城考古博物館小而精致，是國內首座佛造像專題博物館，堪稱佛造像愛好者的天堂。其陳列主體為2012年北吳莊佛造像埋藏坑出土文物，另有鄴城考古隊40余年的考古成果，部分館藏精品曾在2019年赴國家博物館舉辦建國70年特展。
北吳莊一坑出土文物2985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土數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造像跨越北朝和隋唐，且紀年明確，時代銜接，完整展現了“秀骨清像”“曹衣出水”“褒衣博帶”等不同時代的藝術風格，并出現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龍樹背屏”造像樣式。鎮館之寶北齊白石四面造像覆缽塔，在入口廳獨享環形展柜，接受觀眾360度的觀瞻、膜拜與驚嘆，邯鄲市博物館也專門為它做了放大版的復制品，以展現其巧奪天工的雕鑿技藝。
鄴城考古博物館藏北齊白石四面造像覆缽塔
鄴城考古博物館展出的北齊佛頭像
鄴城考古博物館藏北齊菩薩坐像
鄴城考古博物館藏北齊弟子立像
難以想象當年的考古隊員掘開流沙層、看到堆積如山的佛造像時懷揣著怎樣的心情，更難以想象千年前的古人又以怎樣的心境親手埋下這些佛造像。
根據2012年《南方都市報》的報道，考古專家認為，這一大型埋葬坑或與滅佛運動或佛像瘞埋制度有關。后者指的是佛教徒為了做功德，看到殘像就收集在一起，規規矩矩地埋在地下，有的還在上面建塔。“到底是滅佛運動還是瘞埋制度，現在還不能肯定。……這批佛造像被發現很不規矩，放得很亂。”
若是因為滅佛運動，坑內年代最晚的造像來自唐代，埋葬坑或與唐武宗滅佛有關。這場滅佛運動又稱“會昌法難”，歷時五年，其破壞力遠超之前的北魏太武帝滅佛和北周武帝滅佛，直接導致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由極盛走向衰微，天臺宗、華嚴宗、法相宗、（漢地）密宗等宗派因此零落，唯有“不立文字”的禪宗和“一心念佛”的凈土宗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在山野林下開枝散葉，成為此后中國佛教的主流。
一千多年后，埋葬的佛像重見天日，而地上早已換了人間，當年的帝王湮滅于歷史塵埃之中，然而人們提起滅佛之時，又一次次提起那個雄心勃勃、英年早逝的君主。唐武宗與非時間的永恒對峙，卻因此皈依了時間中的歷史。
北朝考古博物館
相較于坐落在普通街道一側、建筑面積5000多平方米的鄴城考古博物館，北朝考古博物館的規劃則大氣得多，它的建筑面積約為12000平方米，館前還有一大廣場。該館陳列以“走向隋唐”為主題，分為煌煌帝都、巍巍陵寢、泱泱文明3個展廳和一個特別展廳，主要展示北朝墓群出土遺物，其中又以陶俑的數量為最。值得一提的是，特別展廳按一比一的比例復原了灣漳北朝大型壁畫墓，蔚為壯觀。
北朝考古博物館陶俑陳列
北朝考古博物館的灣漳壁畫墓復原場景
北朝考古博物館藏東魏人面鎮墓獸
北朝考古博物館藏東魏金冠飾
該館的鎮館之寶是從茹茹公主墓中出土的兩枚拜占庭金幣。北朝時期的鄴城是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都會，和洛陽、長安、平城等地，都曾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兩枚金幣見證了那段駝鈴聲聲的遙遠歷史。博物館還以另一個鎮館之寶——駱駝陶俑為原型，在廣場上樹立了巨大的雕像，以示其與絲路的密切聯系。
北朝考古博物館藏拜占庭金幣展板和駱駝陶俑
耐人尋味的是，北朝考古博物館展示北朝文物，卻以“走向隋唐”為主題。無論黑暗時代多么華麗，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再絢爛的文化也比不上統一安定、天下太平的王朝。更何況自從我們那“帥氣又迷人的老祖宗”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之后，大一統的思想就深深烙印進民族心靈，哪怕是曾被視為異族的胡人，哪怕是脫胎于反漢化運動的東魏-北齊、西魏-北周，也很難抵擋華夏文明強大的同化力量，很難抵擋大一統的誘惑。
東晉十六國與南北朝南北對峙時期，華夏文明在黑暗中艱難跋涉了近三百年，北方與南方都孜孜以求走出歷史三峽的路徑，江南廣闊的土地開發和精致的文化創造，與北方普遍的民族進步和宏偉的民族融合交相輝映，在并行發展中相互影響乃至交融。
而歷史最終選擇了北朝，更準確說，選擇了北周-隋唐及關隴集團。胡漢混合催生了更具活力的政治體制。用歷史學家閻步克的話說：“交替的‘胡化’和‘漢化’孕育出了強勁的官僚制化運動，它扭轉了魏晉以來的帝國頹勢，并構成了走出門閥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而從文化的角度視之，如陳寅恪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走向隋唐”所揭示的正是這樣的歷史轉圜：華夏文明在華麗的黑暗時代中找到燭火，點燃明燈，破盡三百多年的暗沉，又如黃河在黃土高原的千溝萬壑中掙扎、奔突，卷走萬頃黃土，鋪開沃野千里，而沃野之上矗立著空前的隋唐盛世。
邯鄲市博物館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石刻展品，即常樂寺遺址出土的唐代紅砂石笑面羅漢頭像，被人們親切地稱為“邯鄲微笑”。有別于佛相莊嚴、菩薩垂眉、金剛怒目，小羅漢笑得兩眼彎彎，面頰上帶著深深的酒窩，一副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模樣。與響堂山石窟一樣，他歷盡劫波，身軀不全，但苦難卻無法遮蔽來自靈魂深處的平安喜樂，帶著穿透人心的感染力跨越千年。他便是大唐，大唐便是他，站立在黑暗時代的盡頭，矗立于沃野之上。
邯鄲市博物館藏唐代紅砂石笑面羅漢頭像
北響堂山遠眺